来源：微信公号 读史

　　袁世凯，这个乱世枭雄，有人说他是窃国大盗，有人说他是共和之父。历史上的袁世凯究竟是何种面目？他的种种所为，又有着怎样的社会大背景？这都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这一复杂人物时所必须思索的。

　　朝鲜起步，意识到日本的可怕

　　世人盖谓“小站练兵”使袁世凯崭露头角，其实不辱使命的驻外经历才是他走入仕途的根本原因。说他靠投机钻营而步入政坛，恐有失公允。

　　袁世凯数度驻守朝鲜凡十二年，在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中，他有胆有识，有智有勇，竭力维护了大中国的利益。正是在朝鲜半岛的杯俎折冲，使他成为十八世纪中国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袁世凯是如何与朝鲜结缘的。

　　袁家不是从袁世凯开始发家的，而是从爷爷辈开始的。袁家在河南项城是书香门第，但没啥大官。后来太平天国作乱，几乎要了大清的命。这一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文职出身的官员，都纷纷走出书斋返回地方筹办团练武装，成为著名的团练首领。在朝廷为官的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父）也随潮流而动，回乡练兵。袁甲三的成绩虽不如曾国藩、李鸿章，且过早地战死，却使袁家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相熟了——袁家子弟开始平步青云，其中袁世凯的养父袁保庆（袁世凯的亲叔父，因无后，过继了袁世凯）先后在济南、南京等地任一把手。

　　关于这个时期内袁世凯的生活，虽无详实的史料记载，但不难想象一个衣食无忧的少年公子，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无过于读书和成长。光绪二年，也就是1876年，17岁的袁世凯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遗憾的是并没有考得功名，三年之后又考了一场，再次失利。这使袁世凯对科举之路彻底绝望，一气之下烧毁了过去全部的诗文，发誓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袁世凯20岁。

　　科举不中的袁世凯烧掉了书本，却发现自己的前途茫茫，在随后两年时间里，他到北京、上海都找过工作，似乎也都不太如意，期间还流传着他在上海的艳遇，说是身陷人生低谷的袁世凯遇到了青楼名妓沈氏，然后儿女情长，缠绵悱恻，如何如何。总之，这个时期的袁世凯奔波也奔波了，玩乐也玩乐了，甚至还在家乡娶妻生子，生下了长子袁克定。到了22岁的时候，袁世凯终于做出了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那就是弃文从军，投靠了淮军著名的将领吴长庆的部队，庆字营。

　　吴长庆是个军人，但又是一个儒将，加之又与袁保庆是莫逆之交，所以对年轻且有文化的袁世凯十分器重。

　　接下来就和朝鲜有关了。1882年的春节，也就是壬午年，大清的藩属国朝鲜发生内乱，掌权的闵妃向清政府求救，清政府派吴长庆这一部开到朝鲜。此时的袁世凯虽然还只是个新兵蛋子，但非凡之处很快显现——他在长官吴长庆还未到之时，就先出计摆了个鸿门宴，轻轻松松摆平叛乱。

　　平息事乱后，淮军驻在朝鲜留下三个营，其中有一个营就由袁世凯控制，这是袁世凯起家的根本。

　　袁世凯不知道，他的表现同时得到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赞赏，当他很快得到一个五品官职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位极人臣的李鸿章大人对自己的奖励。晚清史上两个重要的大人物，就在这种背景下完成了第一次交会。李鸿章显然无法想到，自己的命运在随后十几年里，将与这个新兵袁世凯紧密相连，正是自己一手提携的袁世凯，开始依靠自己，然后背叛自己，最后又继承自己。

　　当时，袁世凯的职位相当于驻朝鲜的二把手，但一把手没啥能力，而此时的朝鲜政坛却波澜频起，日本开始实施控制朝鲜的战略。1884年冬天，朝鲜激进派在日本兵团的支持之下发动政变，劫持了国王，朝鲜政坛又一次陷入了危机。

　　如果说两年前的兵变是考验袁世凯的办事能力的话，那么这一次政变考验的就是袁世凯的决策能力，因为此时的局面更加复杂，吴长庆已经回国，临时统帅吴兆有拿不定主意，作为副手的袁世凯又一次跳了出来。

　　在来不及告知国内的情况下，袁世凯当机立断，以措手不及之势，把叛军及日本兵团打得落花流水。

　　可以说，要不是袁世凯一人当机立断，敢于负责，那么朝鲜不必等到甲午战争，就已脱离了清政府。这一次胜利，也是清政府在朝鲜和日本交锋的最后一次胜利。

　　袁世凯平息政变，得到李鸿章更大的赞赏，正式以总理通商事务大臣的身份被长期派驻朝鲜。正是这种复杂环境的影响，培养了袁世凯阅读政治局面的能力，慢慢形成了周全圆润的交际风格。而也正是这个时候，让袁世凯认识到，中国的最大敌人是日本。

　　从1884年到1894年，这是一段看上去风平浪静的日子，袁世凯在朝鲜独挡一面，工作上干得风声水起，国内的清政府则迎来了难得的黄金十年，洋务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日本也没闲着，整个国家在这十年时间里，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为了侵华战争而倾尽全力。当日本人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战争的借口也就随之而来了。

　　1894年7月，朝鲜境内爆发了东学党起义，中日双方都火速派兵进入朝鲜。7月25日，日本军队在丰岛海面对清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击沉运兵船高升号，正式向大清宣战。

　　实际上，若按袁世凯主动出击的战略，并不一定败于日本。但李鸿章采取了保守的策略，使得大清军队变得缩手缩脚。没有兵权的袁世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命运并不完全是自己掌握得了的。他意识到大势已去，遂在未经朝廷的允许下，就悄悄溜回了北京。按说这是一次擅离职守，但由于甲午战争的惨败，他回国后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惩罚，反而在战争结束后得到了重用。

　　如果说1895年以前的袁世凯只是一个兵哥，那么1895年以后的袁世凯已是一个成熟的政客。毫不夸张的说，甲午战争的结果决定了东亚这两个主要国家后来几十年的命运。与军事上的失败相比，甲午战争更是给中国人的心里烙上了一个屈辱的记号。战争结束以后，在中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变法图强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在朝鲜还只能算是边缘人物的袁世凯，忽然一下子跳到了政府舞台的中央，成为最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袁世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性格呢？根据他在庆字营中的表现，两次都是领导未有决定的情况下擅自作主而取得成功，所以给他评一个遇事果断坚决，应该问题不大。而甲午战争之前，他敏锐地察觉到局势不对，迅速撤回国内，从这一点上来讲，他审时度势的能力也不输给同时代任何一位政客。所以说这样一个既精明又果敢的人物，如果事业不成功简直就说不过去。

　　小站练兵，奠定宏图基础

　　反思甲午惨败，中国形成这样一种认识：中国的军队已经跟不上世界大势。因此，操练新军就成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最时尚的职业。但怎么会将此重担落在年轻的袁世凯身上呢？

　　李鸿章一手训练的水师全军覆没，他肯定没啥发言权了。但是，他的能量仍不可小觑，他不推荐人，别人也不敢擅自接下这烫手山芋——操练新军虽然正热，但是真能练好吗？这恰恰给了时年只有36岁的袁世凯机会。前面已经分析了他的性格——既精明又果敢。回到朝廷后，他呆在京城，利用数年积攒下来的财富，主要用在了巴结贿赂李鸿藻、翁同龢等朝廷要员身上了。两人都是光绪帝器重之人，亦有变法的决心，看袁世凯年轻有为，文武双全，且是将门之后，遂推荐他操练新兵。有了当朝两大高官的鼎立推荐，刘坤一、张之洞等其他派别的朝廷重臣也就顺水推舟，一个个都站出来力挺袁世凯。

　　袁世凯自然不能有负这些高官们的厚望，他积极地为练兵做着各种准备，还亲自上书光绪，拟定了一个十分详细的练兵方案。

　　1895年的12月8日，督办军务处委派袁世凯督练新军，自此，袁世凯与天津小站的历史都翻开了新的一页。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袁世凯的部下，在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精挑细选了步兵2000人，总兵力达到7000人左右，办事效率之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袁世凯当时的全力以赴。

　　可以说，袁世凯小站练兵从中国军队近代化的角度来看，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和将领，加速了旧军队的淘汰。并且袁世凯编练的新军，在军制、兵种、官兵的要求、训练与考核、奖惩、军事教育、军纪等方面，都同以往的军队不同，标志着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开始。所以，袁世凯及其新军在近现代军事史上的影响和历史地位不能否认。

　　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锻造了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大批嫡系将才，为北洋军阀政治集团奠定了政治基础，后来北洋政府的历任总统、执政，大多出自小站练兵，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也算是独特一景了。

　　因此，小站练兵对袁世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说古代，只说近代，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之所以崛起，都与拥有自己的嫡系武装有着莫大的关系，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力量源泉，井冈山则是毛的人力资源库。

　　改革先锋，却难敌现实的洪流

　　我们已经习惯认为袁世凯出卖了光绪与维新派，在山东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可究竟大家有没有冷静的思考过，袁世凯所谓的告密是在慈禧圈禁光绪之后；之所以镇压义和团是为了不给对山东虎视眈眈的德国以侵略的借口？事实上一百年前的欧美外交官们对这两点非常的清楚，清楚到足可以使我们汗颜的程度。

　　可以说，有着海外经历，并与日本有着多年对手经历的袁世凯一直是改革的先锋，这一点，从他彻底西方化的小站练兵便可见一斑。

　　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说，袁世凯是清朝趋向改革和进步的高层官员中的第一人，他的一系列改革对中国的影响远超维新派。可以说袁世凯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还在李鸿章之上。而在政治上，袁世凯是虚君共和的头号拥护者。对于此时的袁世凯，我以为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注：后面还会讲到，袁世凯所谓的复辟帝制，实际上是指由民主共和转为君主立宪，而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帝制。这一点，现代人基本都忽视了】

　　在变法上面，袁世凯是支持维新派的。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没有经费，要募集经费，这个时候袁世凯就捐了500两银子。两人走动也甚密切。

　　维新派决定武力废除慈禧时，袁世凯也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而且已经带兵从天津出发往北京赶了。但维新派的行动却没有更老道的慈禧快，不仅迅速权禁了光绪以及一干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提前逃跑了），同时亦完成了兵力部署——一些支持武装革新的军官被轻易剥夺兵权，袁世凯亦几乎处于被包围的境地——他虽有新军，但几千人能敌朝廷数十万大军？在他北上的必经之路，聂士成的部队一万七千人，北京城里董福祥的部队一万三千人，北京之山海关沿线清军七十多个营十三万人，数量是袁世凯部队的20倍有余。

　　再说，光绪已经被圈禁，袁世凯再“暴动”，也只能落得乱臣贼子的结局。此时的袁世凯表现出灵活的一面，向慈禧和盘托出密谋，无非是表示受了蛊惑，大人不记小人过，想保住自己而已。

　　因此并非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而是变法失败导致袁世凯被迫“坦白、忏悔”自保。即便如此，袁世凯也并没有逃脱干系，慈禧要将之治罪，称他为首鼠两端，见风使舵，最终在荣禄的全力担保下，袁世凯才保住了小命。几个月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才使得朝廷赶紧将戊戌政变翻篇，使袁世凯有了翻身之机会。

　　在整个戊戌政变当中，长久以来是这样的一种形象，康有为等人是改革的英雄，慈禧太后为首的集团是既得利益者，而光绪皇帝是受难者，只有袁世凯是一个倒霉蛋，他解决了自己的生死问题，但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道德问题。但是在历史的舞台上，红脸与白脸，忠臣和奸臣，恐怕从来都不是一清二楚，简单明了的。

　　戊戌变法几个月之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袁世凯被朝廷任命为山东巡抚，开始了人生中另一段意义非凡的旅程。

　　在当今史书上，袁世凯这一段经历也是“黑”的：镇压爱国的农民组织义和团。现在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义和团主要是打着爱国旗号的家伙——当然，不乏有真正的爱国者。但无论现在，还是当时，这都是很棘手的问题——一方是强有力的老外，处理不好，它会向中国派兵；一方面是打着爱国旗号的民间武装力量，对之镇压，道义上就输了。

　　袁世凯再次显示了他机敏且果敢的一面，公开宣布“弹压匪类，保护教民”，堵住德军兵发山东的借口，实际上只是派兵保护外国在华人士，却并不真正镇压义和团，而是暗中与义和团首领达成协议，达到治乱的效果。

　　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以及在山东巡抚任期内的表现使得他在英美列强眼中成为继李鸿章之后第二个有能力，有魄力也有头脑的中国政治人物。而英美国家对袁世凯的这一好印象也成了日后袁世凯亲英美远日俄的原因之一。当然在袁世凯心目中英美等国无非是谋求一些经济利益，而日俄对中国领土的狼子野心才是袁世凯亲英美国家的真正原因。【袁世凯对主权观念非常重视。为了维护中国主权，他甚至愿意在山东与东北问题，开放部份权利给予列强，以换取主权的确保。他认为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和列强相抗衡，所以强调以和平谈判的手段，解决纷纠，建议清政府善用国际条约以规范列强在中国的行为。在列强中，他则选择争取英美两国的支持，联手来对抗日俄在中国的野心。】

　　同时，袁世凯的杰出表现得到朝廷的重视。1901年，42岁的袁世凯被委任直隶总督的显赫要位。直隶当时的管辖范围是比较辽阔的，包括今天河北省的全部，北京、天津两市，山东、山西、河南、内蒙、辽宁等周围接壤的部分土地，所以说直隶总督会被称为封疆大吏，八督之首。

　　袁世凯得此要位，非朝廷对他没有戒心，实则是无人堪当此重任。此时的京津，已是一片乱局。在盗匪横行，太后西逃的中华帝国直隶省，袁世凯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必须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正是这个时候，袁世凯建立了中国的警察制度。

　　太后、皇帝马上就要还都北京，但是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作为战败国的中国，不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天津跟京师近在咫尺，皇上、太后不能安心回来。怎么办？袁世凯就从他的武卫右军挑了3000人，赶紧弄套警察衣服穿上去接收天津。

　　袁世凯打了个擦边球，最早建立了中国的警察制度，这临时拼凑出的三千警察，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队伍。而从此以后，警察开始正式的进入到中国人的城市生活。

　　这一年刚刚位居封疆大吏的袁世凯，在官场上行走的也十分小心，为了祝贺慈禧66岁寿辰，袁世凯特意花了一万两白银从香港买了一辆汽车送给慈禧，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辆汽车。

　　就在袁世凯小心经营着自己的仕途的时候，中国社会却正走向崩溃的边缘。在这个时候，革新变法成为了延缓灭亡必须的手段。君主立宪被慈禧提上日程。很快，袁世凯成为了新政先锋，被委任在直隶范围内试点推行新政。【1905年，清政府接受了袁世凯张之洞等的奏议，废除了科举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尤其是明清以来六百年的这种人才选择模式彻底废除，这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就在袁世凯的新政在直隶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在中国的东北，日、俄战争突然爆发，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满洲和朝鲜的利益，在中国的领土上开战。离东北不远的北京城内，一时间人心惶惶，甚至一度传出太后再走西安的传言，但是这个时候，袁世凯却没有慌乱，他难得地想出了丰满自己羽翼的借口，奏请朝廷，扩军北洋。

　　1905年，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出六个镇，就是北洋六镇，一个镇足额是1万2千人。【到1911年的时候，袁世凯的北洋清军起码要占全国新军的一半以上。】

　　可以说，在清末的这场政治改革中，不管是军事、经济还是文化和教育，袁世凯在各个方面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北洋班底正式形成。

　　1908年，虚岁五十的袁世凯从直隶总督上调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成为朝廷的首辅大臣。这时候的袁世凯可以说是权倾朝野，如日中天。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被迫“下野”。

　　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载沣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更因为戊戌政变一事【他怀疑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致使光绪被慈禧太后幽禁至死】，对袁世凯非常痛恨，成为摄政王后立即解除袁世凯的官职。袁遂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袁在此期间韬光养晦，暗地里仍关心政事，等待时机复出。

　　时机很快就来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国内大乱，清廷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

　　创建民国，洪宪改制的真实用意

　　实际上，1911年的中国，已经可以划分为三种势力：革命军、清廷，已经袁世凯的北洋军。其中袁世凯的势力是最强。其后的结果就众所周知了，在保证皇室的人身安全及利益的条件下，溥仪下台；南北共建共和，袁世凯当仁不让地当上大总统。

　　这一时期中国建立共和体制的第一功臣，毫无疑问是袁世凯，当时的南北精英也无不把袁世凯视作中国之华盛顿。就连孙中山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之时也承认袁世凯“鼓吹共和久矣”。

　　在新旧势力的妥协下，民国就此成立了。原为袁世凯心腹的唐绍仪加入国民党，更为这个国家的前途抹上了一抹明丽的色彩，国民党甚至号召袁世凯也加入，但是被袁世凯婉言谢绝。

　　袁世凯还是那种旧的治国思维，就是我可以广揽人才。他不知道政党政治是怎么回事，一开始根本没重视，可是国民党对这套东西非常熟悉，尤其是宋教仁，他对政党政治非常感兴趣，而且他这个人又很厉害，很能讲，很能说，经过他半年的不懈经营和努力，国民党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政党。而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国会第一大党当之无愧是拥有组阁权的。这样一来，一个完全不受袁世凯控制的政府马上就要分庭抗礼了，这是袁世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宋教仁的政党政治和野心让袁世凯既担心又生气，他还是照例使出了从小站练兵时代就屡试不爽的手段，一手拿钱，一手捉刀，希望尽快摆平宋教仁，但是谁曾想，革命党就是不一样，不吃他这一套。

　　很快，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了。很明显，背后指使者就是袁。当然，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无疑他的嫌疑最大是毋庸置疑的。

　　反正从这开始，革命党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决裂了。

　　有一种论断是，破坏民国民主制度的不是袁世凯而是二次革命，这有一定的道理：孙中山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党内反对派黄兴等人循法律解决的意见，贸然发动所谓“二次革命”，使刚刚具有公开、合法性的政党政治毁于暴力革命的失败。于是，国民党得到一个恶谥：“暴民专制”。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指出，这是它的“自杀之政策”造成的。

　　不过，“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形式上彻底统一了中国，政坛上再无制约他的力量了——束缚在他头上的清廷道义紧箍咒已经没了，革命党也不堪一击。

　　袁世凯的“老大”位置坐稳了，列强也都承认袁世凯的政府。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出来向老袁讨债来了——那就是现在历史上让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起因实际与袁世凯无关，而是辛亥革命时期民国临时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借款案规定汉冶萍公司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这一借款案的主谋正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不过孙中山大概不会想到他当初为打倒袁世凯而与日本人签订的条款几年之后日本人会以此为由，逼迫袁世凯来履行。

　　翻开史书，纵观二十一条签订的整个过程中，日本的威逼利诱并非没有对袁世凯产生一点效果；但若因此就判定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不但卖国还为日本支持他做皇帝就太不客观了。事实上袁世凯和民国政府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是尽了最大努力与日方交涉，而最后条约也不足二十一条。至于在谈判中所做的巨大牺牲和让步，实属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而非卖国性质。袁世凯当时的处境，蔡锷，黄兴等革命党人也是充分理解，并未苛责袁世凯。

　　从史书上可以看到，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世凯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世凯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时间并向社会各界透漏日本之无理要求，以期国际社会干涉此案，并唤起国内民众舆论讨伐日本，国内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日本被迫做出一定的让步。袁世凯被迫签约，并且把5月9日定为中国国耻日，史称五九国耻。

　　设身处地的来想，说袁世凯卖国于西洋，还说得过去，说卖给日本，则根本难让人相信了。驻朝时代，袁世凯与日本全面对抗；回国后至辛亥革命前，以日为师，并采取联英美以制日俄的对策。因此，最应该对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袁世凯，哪有什么卖国之动因？若要亲日卖国，早在山高皇帝远的驻朝时期即可大卖特卖。何苦等成为一国之主后再拱手相让做雷锋？

　　那么，击溃革命军后，袁世凯为何又搞帝制？这位实权派、曾经的改革先锋，难道不知道实力比虚名更重要，且在中国做皇帝已经不得人心？

　　他显然是知道的。那为何又要恢复帝制，过皇帝瘾？首先需要说明，袁世凯的帝制，与中国的封建帝制完全不同，而是想效仿西方及日本的君主立宪制。

　　有历史学家就指出，袁世凯改元“洪宪”，即弘扬宪法之意。而从颁布的“新皇室规范”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维护“君主立宪制”的内容，比如某些对于皇权的监督机制和法律：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一律；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府官员；永废太监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等等。

　　难道民主共和制不好吗？对袁世凯这位旧派要员来说，确实搞不掂共和制。当然，也未必真正知晓君主立宪制的实质。

　　总之，共和制搞得袁世凯头疼，也让很多中国人不满。实际上，翻阅史书，后进国家进步到发达国家都会经历一个加强中央集权的时期，而这正是民初中国政坛的矛盾所在。当袁世凯尊重议会，恪守宪政的时候，做起事来处处掣肘，中国也呈现国势日衰的情景；而当二次革命后袁世凯重树中央权威，架空议会，独操权柄的时候，民国国势竟呈蒸蒸日上之盛况。这种看似矛盾的政治现实不但使得袁世凯有了称帝的念头，就连章太炎、梁启超等也开始宣扬起开明专制来了——他们认为，在落后国家实行共和制，“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因此，“开明专制”才最符合当时的中国。

　　就这样，曾经在清末刮过两次的“君主立宪”风在华夏大地再次刮起，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只有在君主制之下，才能慢慢地推进民主。

　　有史料就指出，袁世凯最后采取极端的“君主立宪”的方式来恢复中央权威不得不说并非完全出于一己私利。他称帝的目的也不是为过皇帝瘾，而是解决军阀割据的一种思路。实际上，自晚清曾国藩湘军崛起以来，军权、财权就已下移，中央虚软无力，对外作战不能集中资源，连战皆败。辛亥革命以后各省纷纷独立，后来独立虽然取消，但各省在军事、财政划地自据的情况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故重建中央权威，解决地方尾大不掉的问题确为当日急务。

　　因此，袁世凯的集权和拿破仑一样，是民族主义革命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既包含有它的优点，也包含有它的致命缺陷。袁世凯对振兴中国的新的政治实验的追求虽然失败了，但他对国民党的镇压以及议会的压制并非是完全不能理解的，毕竟他认为自己这么做是为了救国的正义行为。

　　袁世凯的悲剧，正是中国的悲剧

　　也有史学家指出，袁世凯想通过称帝专制的手段解决中国的割据问题或许没有错，然则以当时的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不能不说袁世凯选择称帝这样的举动非常的错误。本可以成为一代优秀政治家、中国华盛顿的袁世凯，由于不知适度与自足，一念之差铸成千古之罪。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无论是在他崭露头角的朝鲜生涯，还是在小站编练“新军”，晚清新政时期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他都表现出了成功的政治家、军事家应有的机敏与勇气。他在朝鲜维护了国家利益，他为中国编练出第一支近代陆军，在晚清最后十年，他更为近代中国奠定了一切基础。此时的袁世凯应该无愧中华脊梁，国之瑰宝的称呼。

　　但最终，他没能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也不能片面的怪他，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华盛顿般人物生存的土壤。只有中国的历史人物，才能是评价袁世凯时可以参照的。简言之，袁世凯其人，恰与三国时的曹操类似，于治世则为能臣，遇乱世则可为奸雄。而他人生的结局、选择，实则与曹操、刘裕、杨坚等人差相仿佛，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规律，他的未来也将是拨乱反正、一统中华，稳居一朝太祖的牌位。

　　不过，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而他又是一个旧派的人物，对于衰弱已极的老大中国，他看到了重建权威的必然方向，却没有利用诸如“训政”、“专政”之名新招牌的觉悟，把自己的路走绝了。如果他真正地了解民主共和和君主立宪等政治术语及内涵、如果他没有称帝、如果他能够更具政治智慧、如果他能看清当时的局势，甚至如果他能多活十年……

　　但很不幸，历史没有如果。在他的对手上台后，袁世凯开始遗臭万年了，他在同盟会诸公的描绘下成了贪婪无比的窃国大盗，在人们眼中成了签订“二十一条”谋求称帝的卖国贼，在文学作品、乃至史学著作中成了出卖谭嗣同的小丑。然而，细想想，袁世凯并没有违反民族大义，卖国当汉奸，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不恰当地进行了一次政治体制的改革，开了惯常所谓的倒车而已，而且这个所谓的倒车，退得实际上也有限，绝非像后来人们批判的那样，退到清朝新政之前去，他的帝制不过是君主立宪而已。

　　换句话说，袁世凯的悲剧，其实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中国人的悲剧。

　　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